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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年逾九旬，只要身体健康情况允许，顾诵芬仍坚持从家中步行至办公室，持续敏锐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思考未来发展。
办公室位于北苑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航空工业科技委”），步行约500米。此前是来去匆匆，慢慢地，需要十几分钟。如今，需要近四十分钟。
1951年，21岁的顾诵芬投身新中国航空事业。70年，在“一张白纸”背景下，直接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低、中、高三代飞机中的多种飞机气动布局和全机的设计。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谈到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至高荣誉时，早已收获诸多荣誉的顾诵芬，一如往日地保持着冷静和自持。
受疫情影响，顾院士在接受视频连线采访时，不忘寄语年轻人“奋发图强，为我国国防和航空工业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1930年，顾诵芬出生于有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美誉的苏州顾氏家族。因排行为“诵”，著名国学大师、父亲顾廷龙先生取西晋陆机《文赋》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为其取名“诵芬”。
“轰隆隆——轰炸机从我家上空飞过，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时隔80年，顾诵芬对目睹日军轰炸的那一幕仍记忆深刻。
随父母来到上海后，顾诵芬便开始自己看着书做航模。从科学杂志中，他知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模型制造方法，慢慢对“搞飞机有了兴趣”。考大学时，他同时被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录取，后遵母愿，1947年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51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接到命令，航空系全体应届毕业生三天内赶到北京报道。告别依依不舍的母亲，顾诵芬和同学一起奔赴北京，投身刚刚起步的航空事业。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作为首批核心成员，顾诵芬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这批平均岁数不到22岁的青涩设计师团队，接到的首项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选用平直机翼、两侧进气方案，临界马赫数0.8，定名“歼教1”，为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顾诵芬负责其中的气动布局设计。
顾诵芬（右2）与徐舜寿（左3）、叶正大（左2）、陆孝彭（左1）、程不时（右3）等在歼教1飞机前合影
顾诵芬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为解决机身两侧进气的难题，他要从头学起。他跑去北京找资料，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骑车到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查找、抄录有用的资料，买硫酸纸把图描下来，收集废针头组装仪器做测量……在没有路灯的土路上，足足跑了一个星期。
在所得资料基础上，顾诵芬思考出一套能够直接进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方法，完成了翼型、翼身组合型式选择与计算、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据的计算。
1958年7月26日，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首飞成功。
当时，国内一无超音速风洞，二无工程适用的数值计算能力。依靠扎实的理论功底，顾诵芬首次建立起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顾诵芬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超级大国已拥有两倍声速战斗机，而我国却没有与之抗衡的装备。因国际形势突变，引进途径被堵死。
形势逼人，唯有独立研发。1965年，歼8战斗机项目研制启动，这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
项目启动初期，总设计师黄志千执行公务，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研制出我国自己设计的高空高速歼击机。”航空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刘鸿志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为尽快完成飞机设计，技术人员在简陋的车间地下室工作，在临时搭成的双层通板铺居住。饿了啃口凉馒头，困了趴在图板上打个盹儿，醒来继续干。就这样，全机11400多个零件、1200多项标准件、几万张A4图纸……一笔笔画出。
1969年7月5日，歼8首飞成功。但对于飞机研制的试飞试验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歼8飞机出现强烈抖振，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歼8能否实现超声速。
顾诵芬知道，这是气流分离的问题，但不知道具置在哪里。没有高清摄像设备，他想出一个土办法，把毛线剪成十几段，贴到飞机后机身和尾翼上，当颠簸发生时，让飞行员观察是哪些毛线在动，但照片总是不清楚。
顾诵芬急了。1978年，已接任总设计师的他决定，亲自乘坐歼教6上天，与歼8进行等距离、等速度的观察。“他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让所有在场同志十分震憾和感动。”当时驾驶歼教6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说。
顾诵芬（后排）三次乘坐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
3次“上天”后，顾诵芬终于发现抖振的症结所在，并带领团队“干掉”了问题。此后，又接连攻克了跨音速机体振动，发动机频繁停车，机体温度过高等技术难题，为歼8最终设计定型作出了突出贡献。
很快，顾诵芬又被任命为歼8Ⅱ总设计师，也是航空工业首位由国家任命的型号总设计师。他制订了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方案，解决了二元超音速可调进气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同时，组织和领导多个部门、上百个单位高效协同工作，仅用四年，歼8Ⅱ就实现了飞机首飞。
1985年11月，歼8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00年，歼8Ⅱ飞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歼8系列飞机共衍生16种型号和技术验证机，一直是我军20世纪的主战装备，捍卫中国领空长达半个世纪，成为中国航空自主研制的一代传奇。
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共选用新成品185项，占整架飞机成品的40%，新材料41项，新工艺20项，诞生大量创新成果。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
“他脑子对资料的储存，简直不亚于计算机，一些期刊甚至都印记在他脑海里。”谈到顾诵芬的博学强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钦佩不已。
在航空工业系统，几乎所有请教过顾诵芬的科学技术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当在工作中碰到一些技术问题，不用去资料室查阅，只需请教顾诵芬，就能准确得知NASA或AGARD报告号。
“大家之所以称他为‘活图书馆’，一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全记住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天曾说。
1965年，孙卿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简称“601所”）工作。尽管已过去几十年，孙卿至今仍对第一次听顾诵芬讲课所震憾。“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长长的、复杂的气动力数学公式，完全凭记忆，令所有听课的年轻人都震惊不已。”像顾诵芬这样的授课，孙卿此前仅遇见一次，是钱学森先生在大学里的讲课，此后再未听过第三人这样讲课。
书香门第的熏陶，养成了顾诵芬爱读书的好习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顾诵芬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连睡前洗脚都成了阅读时间。
曾与他同住一间宿舍的冯家斌回忆，顾诵芬回来后打上一瓶热水，先冲一杯奶粉，剩余的热水便倒入脚盆，再兑上凉水，“双脚放进盆里，然后翻开桌上早已准备好要看的书，这些书大部分是英文版的技术书。上边翻看着书，下边双脚相互搓洗，不时用汤勺搅拌一下杯里的奶粉。当书翻得差不多的时候，双脚也泡好了，此时奶粉冷热可口，便一饮而尽”。
“可以说，除了读书，顾总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单，甚至吃饭也仅是对工作学习的一种保障。”一次亲眼所见，令601所王恩泉终身难忘。
1986年8月，王恩泉利用顾诵芬午休时间，赶至其家中汇报工作。“当时，写字台上是一本已翻开的英文专著，旁边放着一块已啃了几口的面包，没有菜，连杯水都没有，桌子右手端杂七杂八堆放着许多书，有些还打开着，一看就是经常翻阅的。”航空界公认的“大家”，学习还如此废寝忘食。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王恩泉的内心。
除自身的气动力专业，担任歼8系列总设计师后，顾诵芬又很快掌握了总体、重量、外形、结构、强度、飞控、航电、环控、武器、电源电气、仪表等各个专业的技术。“顾总对这些技术并非简单了解，而是深入研究。”孙聪深有体会。
在航空科技人的眼里，“顾总的英语水平，无论口语、笔译，在全行业都是首屈一指。”航空工业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专务、型号总设计师赵霞说。
除了英语，为缩小航空技术与他国间的距离，顾诵芬注重直接参考国外有关的资料，先后自学了俄语、日语和德语，亲自翻译和校对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
如今，年届九十的顾诵芬，仍承担着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简朴的办公室，如同一座“书的森林”，各种外文期刊随处可见，业内外院士、专家也经常过来请教技术问题。对每位专家提出的难题，顾诵芬都会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并简洁明快地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却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者“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
“到航空工业科技委员会工作后，顾总高瞻远瞩，紧盯世界航空科技前沿。”孙聪说，他注重理论研究，为重点项目决策、实施建言献策，推动了航空装备和技术发展。
他对我们国家发展大型运输机、加快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航空高素质人才队伍培养等提出决策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格外的重视，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03年，他牵头论证并提交了《关于把发展大型飞机列为国家标志性重大专项工程的建议》，得到国家采纳。2007年，国家批准设立大飞机重大科学技术专项。在C919、运20等多个型号研制中，顾诵芬陆续担任技术顾问、专家组负责人及成员，为解决设计与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年，顾诵芬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和1994年，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孙聪还是北航四年级学生时，听过顾诵芬一次演讲，毕业后便义无反顾投身航空。“顾总有一种航空报国情怀，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一心扑在飞机设计事业上，是年轻人学习的楷模。”孙聪说。
自2017年起，航空工业发起“书香·航空”活动，每年一期。在第二届活动中，时年已87岁高龄、刚动过手术的顾诵芬，亲临现场，与年轻人互动。他号召广大青年人多读书，首先是必须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建议熟读并牢记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努力钻研《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也是钱学森推荐给科研人员的。同时，要向榜样学习，研读徐舜寿先生、管德院士以及美国凯利·约翰逊、俄罗斯费多索夫院士等航空界著名人物的传记，认真学习他们钻研技术，不停地改进革新的精神。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顾诵芬的学识与品德，影响着一代代航空后来人。伴随着一架架新型战机飞上蓝天，在航空报国的跑道上，一代代航空人不断传递着手中的接力棒。
顾诵芬带领的团队群星璀璨，诞生出一位科学院院士，三位工程院院士，两位型号总指挥。他主持编纂了70余册航空科技书籍，主编的《飞机总体设计》一书，慢慢的变成了我国航空院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必修课教材，主编的《现代武器装备知识丛书——空军武器装备卷》《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多个系列、数十种航空专著与图书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北京朝阳区北苑2号院，大门两侧林林总总挂着多个白底黑字的牌子——航空工业科技委、中国航空研究院、航空工业档案馆……自1986年奉调北京后，顾诵芬就一直住在其中一套极普通的单元房里。从家到科技委办公楼，两点一线年的路，顾诵芬仍未止步。
“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顾诵芬的飞翔人生还在延续。
顾诵芬，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飞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开拓者，是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望的飞机设计大师。歼8、歼8Ⅱ飞机总设计师。1986年至今，先后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论证组副组长和方案论证委员会主任委员。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第二届、第三届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第四届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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